垃圾房垃圾分類的十大誤區！

垃圾分類在我國已有20多年的歷史，一路走來，我們踩過哪些“坑”，走過哪些彎路，國外又有什么好做法值得借鑒？

把脈國內實踐：存在10項認知誤區

生活中，你是否遇到這樣的情況？“神器”反倒添堵——家里的廚余垃圾粉碎機，容易導致下水道堵塞，隔一陣就得請人疏通管道。“新寵”已然罷工——小區里的智能垃圾分類回收機，運行數月后就因企業破產而中止服務，不再能積分返現了。

在過去的垃圾分類探索實踐中，一些明顯不合理或似是而非的做法，致使部分公共資源被浪費，垃圾分類成效受影響。

日前，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與中國政法大學講師陸健博士團隊合作，發布《無悔前行：垃圾分類的實踐教訓和基本對策》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梳理出我國生活垃圾分類工作中常見的四大問題和10項認知誤區、無效做法。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主任毛達表示，其中所列的現象，并非絕對是“錯”的，但至少是有爭議的，或在特定情境下是有問題的。

一：在工作中以人工分揀替代居民分類投放；

二：認定“分類投放需要更智能化”；

三：認為僅靠貼標語、辦活動、送垃圾分類桶，就能帶來公眾行為的改變；

四：認為“分類投放設施越方便居民越好”；

五：花錢買垃圾，例如引入積分制、設立綠色賬戶等做法，雖有助于激發居民參與積極性，但其是否具有可持續性、是否符合經濟規律等，尚存爭議；

六：廚余垃圾處理走捷徑，如推廣家用廚余粉碎機等；

七：垃圾收運、處理等后端尚未準備好，就大力推進垃圾分類等前端工作；

八：部分地方政府做“甩手掌柜”，盲目依賴第三方，如“互聯網+回收企業”等；

九：對低價值可回收物等難回收物，僅靠政府補貼等方式“兜底”，而生產者責任卻缺位；

十：政府系統中非住建環衛部門參與有限。

研究人員將這10種表征歸納為四大問題：

一、不相信公眾能夠改變，對公眾行為改變和習慣養成缺乏信心；

二、把改變看得太簡單，對公眾行為改變和習慣養成的關鍵因素識別不清；

三、急于求成，對垃圾分類的必經之路看不清或不愿直面；

四、要角缺位，頂層設計不完善、多元共治不充分、各方責任義務不明確。

問題1：缺乏科學指導，對公眾行為改變和習慣養成缺乏信心

具體表現：在工作中以人工分揀替代居民分類投放；認定“分類投放需要更智能化”

有的地方，由專人分揀來代替居民做垃圾分類，比如保潔員、指導員、分揀員。但《報告》指出，無論從資源投入、產出質量、精神文明建設等多個角度看，先混后揀都達不到垃圾分類的整體目標和要求。當然，垃圾分類工作并非不能有二次分揀，而是要認真考慮二次分揀應在哪個環節進行、怎樣實施。

此外，《報告》認為，一些地方過度推崇智能垃圾設備，但其實際使用中，并沒有帶來實際治理績效的提升，甚至導致一些額外管理的負擔，如技術設置局限性較大、機器操作繁瑣、機器市場報價較高、后期管理運營成本高等。從當下來看，基于公眾意識提升、行為改變的分類模式已得到大量驗證，學習和優化這些模式是務實之舉。

問題2：對影響公眾行為改變和習慣養成的關鍵因素識別不清

具體表現：認為僅靠貼標語、辦活動、送垃圾分類桶，就能帶來公眾行為的改變；片面追求分類投放設施便民化。

《報告》指出，垃圾分類宣教活動中，居民感受了氛圍、獲得了知識和“硬件”，卻并不一定就會自覺地分類投放。關于垃圾分類的宣教，有一些常見做法，比如貼標語；組織專家講座、游戲問答等集體活動；送居民分類桶、垃圾袋。但事實表明，這些做法投入不少、收效不大，有可能淪為走過場。

同時，真正能制約公眾開展垃圾分類的，并不只是“有點犯懶”，因此，僅靠垃圾分類投放設施靠近居民家門口的便民設置，居民的分類投放意愿也未必很高。復旦大學課題組的李長軍博士分析，上海市居民垃圾分類投放效果近年大幅提升，取決于三大因素：一是確保基本硬件設施的到位；二是明確志愿者、保潔員對其自身的工作定位，并且通過他們的行動和行為調整，讓居民明確自己的主體責任；三是經培訓的志愿者在居民的垃圾投放時間段值班，并注意指導和服務過程“動口不動手”。

問題3：急于求成，對垃圾分類的必經之路看不清或不愿直面

具體表現：不可持續地花錢“買”垃圾；廚余垃圾處理走捷徑，如推廣家用廚余粉碎機等；垃圾收運、處理等后端尚未準備好，就大力推進垃圾分類等前端工作。

一些地方花錢“買”垃圾——如引入積分制、綠色賬戶等做法，通過經濟獎勵的形式來促使居民分類投放。《報告》指出，這有助激發不少居民的參與積極性，但它是否可持續，尚存爭議。首先，這種做法如果不配合其他行為干預，一旦停止就難以持續；其次，這種做法本身在經濟上確實難以持久，因為為了達到激勵門檻，經濟回饋往往超過廢棄物本身的市場價值，違背了經濟規律；第三，目前各地逐漸立法確定了垃圾分類是公民的責任義務，過度使用經濟激勵就顯得不合時宜。

還有一些地方處理廚余走捷徑，例如對快速堆肥機、廚余粉碎機等趨之若鶩。快速堆肥機價格不菲，運行成本很高，其產物并不是真正的有機肥料，而是燒焦和脫水的有機廢料，甚至可能會給土壤造成損害。而廚余粉碎機也只是做到了垃圾轉移，而非處理。

還有一些地方，生活垃圾處理設施不完善，就開始強制居民分類投放，嚴重影響公眾積極性。“誠然，要求地方馬上要有建好并運行的設施，并不現實，但至少要有能夠向公眾說明的設施建設規劃，讓公眾有清楚的預期。”毛達說。

問題4：要角缺位，頂層設計不完善、多元共治不充分、各方責任義務不明確

具體表現：部分地方政府做“甩手掌柜”，盲目依賴第三方；對低價值可回收物等難回收物，僅靠政府補貼等方式“兜底”，而生產者責任卻缺位；部分地方政府的非住建環衛部門參與有限。

應對垃圾問題，政府不能缺位。一些地方政府，喜歡把轄區內的垃圾分類整體外包給第三方公司，自己做起了“甩手掌柜”，只去做些表面考核。這種模式存在巨大風險。一是企業本身的經營有很大的不穩定性，一旦出現問題，服務中斷，會嚴重影響公眾對公共服務的信任；二是企業追求利潤，甚至是短期利潤，容易缺乏對公共性和長遠性的考量，而這本身應該由政府來思考和引領。

應對垃圾問題，企業不能缺位。一些地方政府直接以經濟補貼，“兜底”回收低價值可回收物、有害垃圾、電子廢棄物等。但政府的參與方式值得商榷：是通過轉移支付，把回收不經濟的東西都“包圓”了，還是更好地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從一些國家的成功經驗看，由生產者直接履行回收責任、承擔回收的費用，既可提高難回收物的回收率，又可反向促進企業革新產品和包裝設計，減少垃圾產生。這種干預形式的轉換，并不排斥政府的轉移支付和補貼，而是把它用到更有效的地方。

應對垃圾問題，非住建環衛部門也不能缺位。這項工作涉及住建、城市管理、發改、生態環境、商務、工商、市監、交通、民政、教育、衛健、農業農村、精神文明辦等多個部門。因此關鍵在于如何做好相互協作。有專家建議，需要建立一個更高位階、跨部門的機構或機制，來完善包含垃圾分類在內的整個垃圾管理的頂層設計與部門協調。

專家支招怎樣避開這些坑？

對于垃圾分類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研究人員和與會嘉賓也提出了應對建議。

研究人員認為，我們既要對公眾行為改變和習慣養成有信心，也要多作創新，避免工作方式的單一。例如，建立志愿者及值班制度；強化居民主體責任，開展志愿者、保潔員培訓，鼓勵志愿者和學生上門宣傳等；完善硬件設施，如垃圾廂房的建設和衛生管理，洗手池、燈光等的配備。

推進垃圾分類，需要信心、耐心，也需要科學規劃和全社會積極參與。研究人員建議，在政府層面，完善全國性的法規、制度，建立高位階、跨部門的垃圾分類總體指導和協調部門或機制，在基層強化“黨建引領、多元共治”的格局；進一步完善垃圾分類考核標準、考核體系，有效引導和管理第三方服務；進一步完善、擴大、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形成培育和支持學術機構、社會組織參與的長效機制。

貴州高遠環保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蘭亞軍建議，更加科學地檢驗垃圾分類的實效。“我們說的實效，不是1堆分成4堆，而是要真正地減量。”他認為，應關注進入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垃圾總量和人均垃圾產生量是否下降。

為了推動生活垃圾減量，愛芬環保、樂芬環保聯合創始人郝利瓊提出垃圾收費的建議。她認為，不管是針對居民家庭的收費，還是針對社區的收費，都應該把垃圾分類收費放到日程上來。“只有這樣我們前端的減量才能真正有效，否則永遠都是大量地產生垃圾，然后不斷地處理垃圾，這會給城市帶來更大的處理壓力。”

分享國外經驗：六大方法值得借鑒

分享會上，與會嘉賓分享了歐盟、美國舊金山、韓國首爾、意大利帕爾馬等地開展生活垃圾管理的經驗。

在歐盟，2017年，平均垃圾循環利用率為46%。但國家間差距較大，德國（67%）和斯洛文尼亞（59%）領跑，東歐國家則表現遜色。前國際固體廢棄物管理協會技術合作部門主管唐皎表示，歐盟生活廢棄物管理法律法規遵循3項目標4項原則：3項目標包括避免和減少對環境和人類健康的負面影響，保護資源，以及提高資源利用效率；4項原則即預防原則、“污染者付費”原則、就近處置原則、廢棄物層級原則。其中，廢棄物層級從高到低的優先處理順序，依次是源頭減量、重復使用、循環利用、再生利用和處置。

在美國舊金山市，近20年來，通過源頭控制部分垃圾的產生、舊物循環再使用、分類再生和堆肥項目，實現80%的垃圾分流率目標。“零廢棄村落”行動發起人陳立雯曾在舊金山訪學，并多次與舊金山市政府零廢棄部門官員就城市垃圾處理經驗進行交流。她認為，舊金山市成績的取得，來源于3方面的努力，一是實施了強有力的垃圾減量法規，二是和有共同價值觀的垃圾管理企業合作，一起不斷創新垃圾減量項目，三是通過建立垃圾分類刺激機制和開展大量的教育活動，推廣了回收和堆肥文化。

在韓國，“從量制”廚余垃圾收費體系，以經濟激勵的手段，有效減少了食物浪費。居民的廚余垃圾以稱重計費的方式回收，產生并傾倒的廚余垃圾越多，要交的錢也就越多。韓國中央環境政策委員會、綠色增長委員會委員金光任重點介紹了這個管理體系，并表示：“廚余垃圾管理是氣候變化、糧食安全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無獨有偶，同樣采用垃圾回收“從量制”的意大利帕爾馬市，也成效顯著。與會嘉賓、意大利帕爾馬市前副市長Gabriele Folli介紹，帕爾馬市的生活垃圾執行按量付費制度后，分類回收率從2012年底的48%，提高到2017年的80%。

中國政法大學講師陸健歸納：“國際上的垃圾分類經驗，可以概括為6點，分別是循環優先、去匿名化、前后銜接、經濟激勵、社會參與和嚴格執法。”

其中，去匿名化是指垃圾投放的過程能被管理者或者鄰里看見，如果完全看不到，就屬于匿名的狀態。一些地區采用定時定點投放垃圾的方式，實現“透明投放”，讓鄰居之間感受到互相監督的壓力，促使居民在垃圾分類時更加注意，有效提高了垃圾回收率。

此外，前后銜接，打通了分類投放、分類收集、分類運輸、分類處理的全流程；社會參與，發揮了學校、社會組織等社會多元主體的作用，做好環境教育、環境傳播和環保行動；嚴格執法則保障了強制分類的執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萬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陳一梅表示：“用無悔的方式追求無廢的境界。希望這次交流會分享的經驗和教訓總結，能對國內無廢城市戰略框架的實施起到建設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