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房分類垃圾哪家強？上海北京瞧一瞧

今年7月，上海全面實施垃圾分類滿一周年。與去年同期相比，上海可回收物回收量、有害垃圾分出量、濕垃圾分出量以及干垃圾處置量，實現了“三增一減”的目標。居民區分類達標率從之前的15%提高到了90%以上。

繼上海之后，北京也已經于5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新修訂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截至7月底，正在有計劃有步驟地集中開展為期3個月的生活垃圾分類強化執法專項行動。

到2020年底，國內46個重點城市將基本建成垃圾分類處理系統。在這之前，一南一北兩座大型城市的先后實踐，能給垃圾分類的“強制時代”帶來哪些新的經驗？

強政策和全流程管理

作為國內垃圾生產量最大的城市，去年上海實施垃圾分類可謂是 “雷厲風行”，這也為垃圾分類的“強制時代”起了個好頭。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表示，一方面，上海是以強政策來驅動垃圾處理的進程。“上海市推行強制垃圾分類，首先是在法律層面上，通過立法保障讓執法有了依據。”

依據《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上海對生活垃圾分類“投放-收集-運輸-處置”全過程實施最嚴格的監管，實行最嚴厲的處罰。對拒不履行垃圾分類義務、拒不落實分類措施的單位和個人，還會依法將違法當事人的信息納入公共信用平臺，實施信用懲戒。對違法情節嚴重、拒不改正的收運及末端處置企業，依法吊銷運營資質。

另一方面，上海市垃圾分類規劃的前提是政府的頂層設計，而頂層設計的核心是全程分類：從前端分類到中間的分類運輸，再到分類處置，這是制度保障。

過去，垃圾分類遲遲難以推動或遭人詬病，理由是前端分類，后端混合，導致分類失效。“這一次，上海真正將生活垃圾收集網和再生資源回收網兩網進行融合，把再生資源系統和城市環衛系統兩大體系有效銜接、融合發展，從而實現垃圾分類后的減量化和資源化。”杜歡政說。

在這一過程中，上海還在不斷完善全程分類體系的建設。據統計，過去1年，上海完成了2.1萬余個分類投放點規范化改造，道路廢物箱設置數量優化調整至4.1萬余個；累計配置濕垃圾車1537輛、干垃圾車3077輛、有害垃圾車99輛、可回收物回收車239輛；建成可回收物回收服務點1.5萬余個、中轉站201個、集散場10個；“十三五”規劃確定的15座生活垃圾處置設施項目全部開工。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聲勢浩大的垃圾分類剛拉開序幕，媒體輿論也迎來了一波實實在在的高潮。當時，一個 “#快被垃圾分類逼瘋的上海居民#”的話題迅速沖上了社交網絡熱搜榜。魚骨頭屬于什么垃圾；小龍蝦殼是什么垃圾；大龍蝦殼是什么垃圾；玉米棒是垃圾嗎……

盡管專家并不推崇這種較真行為，但客觀上，持續發酵的輿論熱潮，對于垃圾分類理念的傳播，推動人們意識的轉變，起到了重要作用。要知道，過去公眾參與度低向來是前端垃圾分類疲軟最根本的原因。

垃圾分類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杜歡政提到，依托社區基層組織，上海還在短時間內就迅速組織了大量的督導員針對垃圾分類行為進行監督管理，推動垃圾分類工作在社區小區落到實處、取得實效，引導公眾自覺分類、準確分類。

“現在，前端的垃圾分類還有10%的人沒有按規定去做，而且這10%的人還可能引起90%的人反彈。”杜歡政相信，上海的垃圾分類還需要3年、5年、10年……持之以恒地堅持下去。

垃圾分類必須“大張旗鼓”

今年，受新冠疫情防控影響，公眾對于北京垃圾分類的關注沒能像上海推行新規時那般火熱。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蔣建國表示，和上海一樣，北京此次垃圾分類實施也是法律先行。去年11月，通過了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關于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決定，并于今年5月1日正式實施。

新《條例》的突出特點是，一方面強調了“垃圾分類全流程管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明確了政府部門及各類垃圾產生主體的法律責任，以及垃圾分類管理責任人制度。

在蔣建國看來，后者相當關鍵。“垃圾分類不僅關系到環衛部門、城管部門的責任，從小區物業，到機關社會單位、公共建筑所有權人等多種管理責任主體，共同參與、相互配合，政策法規才能真正落地。”

另外，新《條例》對于這些主體的處罰力度也有所加大。

從歷史發展來看，早在20年前，我國就將8個城市列為垃圾分類試點，期間，出現過幾次垃圾分類的“潮流”，都因為準備不足而沒有顯著效果。

蔣建國提到，當時的城市垃圾分類有一個特點，往往是局部的示范試點。“我們始終強調，垃圾分類要想成功必須全流程管理，這需要花費巨大的社會成本，而局部實施是一種并不經濟的做法。上海成效的取得就在于全面、整體推進垃圾分類。”

蔣建國說，北京目前的策略是循序漸進，現階段不同社區之間的分類實施力度和監管措施有明顯差距，公眾參與度也不相同。

在一批試點社區內，垃圾桶撤除，施行“定點定時”投放，通過社區APP鼓勵引導居民進行垃圾分類，派出大量督導一對一指導等措施，的確提升了垃圾投放效率和準確率。但也有社區只是更換了垃圾桶，還并未對居民投放垃圾采取強制管理。

對此，蔣建國主張，在客觀環境允許的情況下，實施垃圾分類就得“大張旗鼓”，構建整體氛圍。“一方面不給公眾造成抵觸心理，允許犯錯；同時也要制造適度的緊張感，百分百督導，百分百糾錯。如果一開始就松松垮垮，后期很難做到持之以恒。”

隨著垃圾分類的實施，北京的社區還會招募曾經的拾荒者，參與到前端垃圾分類的過程中。蔣建國認為，這些“職業分類師”在幫助公眾提高垃圾分類能力，監督形成垃圾分類自覺的方面可以起到積極作用。但同時，他們的存在絕不能成為社區居民可以不進行自主分類的理由。如此，垃圾分類的準確率和投放率看似提高了，卻也背離了垃圾分類“全民參與”的原則。

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

垃圾處理主要經歷投放、收集、運輸、處理四個環節。在四個環節中，矛盾主要集中在垃圾分類的“一頭一尾”，即垃圾的分類投放和分類處理。

蔣建國認為，這一狀況至今并未發生根本變化，尤其是后端分類處理的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不充足的問題依然突出。

在垃圾分類中，“末端處置決定前端分類”的理念貫穿其中。垃圾如何分類，其實是由垃圾末端處置和資源化利用的途徑和能力決定的。隨著末端處置技術的不斷提高，分類標準也會相應調整，將出現更多的專項分類品種。

根據這一理念，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何品晶對于目前可回收垃圾的分類提出了不同看法。

“可回收物只要放在一起就始終是一堆混合物，混合物本身沒有回收利用價值，純物質才有價值。由于混合物再利用需要二次分揀，會增加成本。因此，我們提倡可回收物一定要細分類，比如飲料瓶、易拉罐等應該設置單獨的收集容器。”

細分之后，放對了地方的垃圾是否就能變成資源了？

何品晶試圖強調一個觀點，垃圾放對地方是需要成本的。“有時，放對地方所花的成本比資源再利用獲得的價值還要高，這個產業就很難持續。”

如今，上海在垃圾治理設施的建設方面，末端垃圾處置設施基本能夠滿足垃圾本地化處置的要求。杜歡政在《上海生活垃圾治理現狀、難點及對策》一文中指出，其中高價值可回收物比如廢鋼鐵、電子廢棄物等領域，上海產生了一些規模型、高技術企業，資源化利用能力得到了發展。“問題就在于中低值可回收物。如廢塑料、廢玻璃等，上海現在從事中低值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的設施和企業明顯不足。”

何品晶坦言，這些企業承受不了大城市的生存成本，低價值的可回收物要建立全過程產業鏈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部分有害垃圾的回收同樣面臨這一問題，何品晶認為，如果強制相關生產廠家有責任回收，那么企業只能提升產品售價，這部分成本最終還是轉嫁給了消費者。

“可回收物如果沒有市場依托和市場需求，它依然是垃圾，最后的去處就同‘其他垃圾‘是一樣的，前期分類反而會給城市垃圾處理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何品晶希望樹立一種觀念，在垃圾分類中，理念和市場是兩碼事。實施垃圾分類的前提，是要進行科學的市場調研、評估和規劃，若只是為了分類而分類，只會增加額外的社會成本。